在生活中，这样的感觉总会出现：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感到十分疲惫。这种疲惫更多来源于自己的内心对于“自己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不够明晰。在主流语境下，只有创造所谓的“价值”才能算有意义的人生，但实际上，“有意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那种努力过头、不断自我剥削后的无力感和疲惫感也叫““倦怠综合征”。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及，当今人类仿佛整体被注射了兴奋剂，演变为一架效能机器，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这时候，生命被简化为一种效能，引发过度疲劳和倦怠。人们前仆后继默念着“是的，我能够”，日以继夜地进行着自我剥削。想对加班说“不”，想退出竞争，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又不愿把世界让给那些你所鄙视的人。不过人们似乎搞错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克雷伯《毫无疑义的工作》被引进国内之后就在书评社区和播客界引发了一波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在书中他无情冷峻、又戏谑讽刺地揭露了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现代社会中诞生了越来越多“毫无意义的工作”。而当我们意识到40%的工作毫无意义之后，然后呢？
“狗屁工作”
“如果我周一来到公司，发现整栋楼都不见了，那么不仅这个社会毫不在意，我也毫不在意。”这段诡异而沮丧的自白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
大卫·克雷伯
大卫·克雷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他做过的一项民意调查，在英国和荷兰分别有37%和40%的打工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想法，那么你可能也正深陷于一份“狗屁工作”中。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关于“狗屁工作”，格雷伯是这么定义的：这份工作没有社会价值，甚至从业者自己都觉得这个职位没必要存在。试想一下，如果有些职业马上消失，这个世界依然会有条不紊的运行，那这些即使消失也不会对社会有影响的工作就是“狗屁工作”。更可怕的是，这些工作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制造消费焦虑、资源浪费......从业者一边蔑视着自己工作毫无社会意义，一边又要假装热爱、努力经营。与“狗屁工作”相反的工作当然也存在，假如有一天医护人员、清洁工、地铁司机、中小学老师突然消失，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将会面临巨大的运转危机。
不过讽刺的是，大卫格雷伯发现，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似乎成反比：一名市场营销专员的平均工资远高于清洁工；一家外企中层绩效管理者的社会地位也比幼教要高不少。外界对“狗屁工作”的认可和尊重与从业人自身对这份工作的内在认知产生矛盾，从而诞生精神暴力，让从业者陷入内耗和自我攻击中。即便我们不断用“上班只是为了赚钱”“工作不值得”的借口安慰自己，也会因为缺失目标和价值感感到深深的倦怠和痛苦。无论是互联网大厂加班加点修系统故障的程序员，还是官僚机构中被文山会海淹没的小办事员，毫无疑问，“狗屁工作”对个人激情、创造力的扼杀在所难免。
《人生切割术》剧照
倦怠的打工人
比起无尽的加班内卷，大卫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更严重的危害在于目标的缺失和工作的虚伪。
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所作所为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极其开心，哪怕这种影响不能给婴儿本身带来利益。卡尔格鲁斯由此推断：人们希望成为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靠行动影响外部世界——这是快感的重要来源。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但是在某些工作中，从业者无法创造价值，也很难真正影响到他人。
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克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充满了洞见和一种另类的“深刻”：我们总希望工作赋予短暂的人生与意义，殊不知大部分工作在被设计之初就注定可有可无，并随时可被取代。很多职能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上级的重要，显示领导的功绩，掩饰组织的不作为。我们看似努力工作，其实无异于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自我感动。
当一个年轻人入职后发现自己干的工作毫无意义，但还不得不配合假装热爱，假装在岗位上充分发挥才干，这种经历不仅会降低他的自尊水平，还可能动摇自我意志的根基。毕竟，大部分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都和工作谋生息息相关，“狗屁工作”摧毁了这一切。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卷”的背后
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预言：当自动化技术足够进步时，人们会进入闲暇时代，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但现实却是预言不仅没有实现，整个人类社会还陷入了疯狂内卷的竞争模式。那么，科技越发达、产业越发展，狗屁工作却越多的矛盾现象的源头是什么？
格雷伯也给出了两大解释：
首先，今天的资本主义更接近封建式的管理主义。这种管理主义缘起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过去的庄园主依靠雇佣佃农，收获了丰厚的粮食和财富。由于占有了太多资源，穷困的流浪佃农势必就会起来抗争。为此，庄园主对外提供了封臣、侍卫、管家、婢女等种种职位，使贫穷的佃农能够谋生，庄园主也得以巩固地位、获得拥戴。
现代企业几乎是这个体系的翻版。1%的人控制了大量财富后建立了一个以占有和分配资源为基础的体系，他们不断增加管理层、基层员工来维持集团的秩序，各种工种源源不断的产生。但是这类工种的功能不在于提升效率和产出，也不是真正地创造资源、增大社会财富，而是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来回传递各种资源，维持现有的秩序、维持既定的权力关系。作为钉子打工人，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而属于雇佣你的人，你赚的钱也不来自你创造的价值，而是“从既定的财富池子中分配到一口热汤”。
《我，到点下班》剧照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也塑造了一种“以工作本身为目的”的道德观，大众推崇的不再是诗人、艺术家或者浪游的贵族，而是一天只睡五小时的工作狂CEO。资本歌颂工作、美化工作，使打工人主动放弃闲暇，卖力奋斗，甘作螺丝钉。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企业战士”，亦或是互联网大厂中流行的“996福报”论，都是这种“工作至上”道德观的体现。
《我，到点下班》剧照
在克雷伯充满愤怒的叙述中，资本主义的本质似乎昭然若揭：在自由市场的“做大蛋糕”的许诺下，所有人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被消磨殆尽，而勤奋、工作伦理和职业的许诺之下，是所有人自我价值的被消耗。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克雷伯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全民发放基本工资，在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就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只是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存疑。
不过，无意义的工作在各行各业中都只占很小一部分，没有哪种职业本身就该被贴上无价值工作的标签。比起真正的要解决问题，《毫无意义的工作》带来了犀利的洞见，启迪人们反思所处的行业是否存在类似的系统性困境，启示人们要停止一味的自我内耗和精神攻击。
毕竟，只有意识到“狗屁工作”没有意义，我们才有可能走出“工作至上”的评价体系，重新思考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的意义。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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